钱锺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11月21日，是钱锺书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他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1929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20世纪30年代曾赴欧洲留学，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文学研究所工作。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深切缅怀钱钟书先生对中国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
钱钟书最为世人熟知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围城》，风格幽默，比喻精辟，充满着智慧和哲理，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又广泛汲取西方文明精华，融会贯通，博大精深，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在世界文化中应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说，钱锺书是富有巧思和幽默的人，他能看到人的内心里面曲里拐弯的角落。但是，他也把自己看成无情的讽谐的对象。正因为这种严谨的态度，所以他对各种赞美十分警惧，他多次婉谢要求他写自传，说回忆最靠不住的。钱先生身上有反躬自省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
关于文学，钱锺书说，西方人把它看做“闲人的忙事”，从事者把它当做一个事业；中国人把它看做“忙人的闲事”，忙里偷闲的“雕虫小技”。
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大期间钱锺书的学生许渊冲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钱先生是中国文化最好的传人，他用两个词概括了中西文化，他说西方文化强调‘斗争’，中国文化强调‘和谐’。”
在中国，钱锺书先生以自己高度的学术声望与权威的外语技能赢得了一般人文知识分子难以得到的重用与礼遇，在这种境遇中，一般人是很容易会有相应的变化。著名翻译家柳鸣九认为，面对着境遇的惯性，钱锺书先生却令人印象深刻地保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真我与本色，以我等能比较就近仰视他的晚一辈的人的所见而言，他显然杜绝了官本位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种种习性与俗气，这些习性在这个时代已蔚然成风，大有成为一种社会亚文化形态之势。与他在学术文化上要求自己尽可能地高不同，他在处世为人上却显然要求自己尽可能持低调谦退的姿态。他虽显赫于朝堂之上，似乎仍怀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这才使他在中国当代士林中具有一种少见难有的隐逸风度，他是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真正的雅士。
妻子杨绛回忆时写到：
锺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即时通会员如是说】
说实话，对钱钟书先生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阅读量并不多，所以相对于鲁迅、胡适等人，对钱钟书的印象以及了解也并不多。看过他的《围城》，也只是匆匆一瞥。他的学术成就，在文学领域以及翻译领域都是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留下的书籍作品等精神食粮也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财富。在现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真正的作家都被物质所蒙蔽，能够称得上“作家”的还真得细数到钱钟书先生那个年代。——于瑶瑶